（照片截自 Esplanade Offstage 官網）
我第一次走入排練室時，來自台灣的編舞者周書毅已與他的表演者們工作了一週。
表演者們很早就到了，有人在拉筋伸展，有人逕自按摩周身的肌肉。排練開始，周書毅請表演者們圍成一圈，互相分享那一天讓他們難忘的任何大小事。整個排練室的氛圍舒服自在，恍惚間，我以為自己闖入了一群好友的聚會呢。
看似閒話家常的輕鬆暢聊，其實這樣打開話匣子的交流，除了促進表演者們對彼此的了解，也是周書毅為《我所起舞的地方》搜集創作原材料的方法之一。《我所起舞的地方》（以下簡稱《我》）由濱海藝術中心與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為「華藝節2024」聯合委約與製作，在周書毅的邀請下，來自新加坡與台灣的舞者們與劇場工作者們，與來自香港的燈光設計師李智偉、來自台灣的音樂設計師王榆鈞，跨地域進行藝術跨域的創作。
《我》的排練分作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新加坡進行，第二階段則在台灣進行。第一階段的排練，創作者們共處四週，每週五天進行八小時的密集訓練與排練。在濱海藝術中心的邀請下，我每週旁觀一次，每次前往，都能感受到他們逐步累積的能量。
周書毅目前在台灣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擔任駐地藝術家，他從10歲開始練舞，這些年來，他以獨立編舞家的身份進行了駐村、旅遊、交流，走訪了歐美、中國、亞洲多地，在不斷的移動中，感受並思考身體與身份的定義。
通過身體的探索，周書毅這次帶領著這群創作者們一起尋找“華人身體”這一命題下的複雜性與其各種可能性。其英文劇名“Dance a Dance from My Body”彷彿已經為這場探索提供了答案：起舞，從身體出發。然而這場回溯的探尋，目的並非是起點（身體、生命體驗、文化），也不是終點（周書毅尚未確知的答案），而是探尋的過程。是的，在《我》這次的排練裡，這場回溯的探尋才是一切意義之所在，追溯自身記憶與文化歷史，無異於一場“回家”的旅程：回到起舞的初心。
擁抱多元的珍貴探索
周書毅和我說，這是“mixed-abled”的演出。“mixed-abled”一詞比較難精準翻譯，它有“共榮”、“平權”、“包容”的意思，意味著擁有不同能力、來自不同背景的表演者們齊聚一堂一起進行創作。在這一表演團隊裡，鄭志忠（台灣）、梁俊文（台灣）、董家威（新加坡）是劇場工作者；來自台灣的楊雅鈞、余彥芳都是與周書毅合作過的舞者；而來自新加坡的蔣佩杉、蔡卓恩、洪國峰、黃祖祐也是擁有不同舞蹈背景與經驗的舞者們。
每天排練前，周書毅會引導這群表演者們進行熱身，卻不主導他們。表演者們可根據周書毅所提供的指示，自行探索身體，嘗試自己熟悉或不熟悉的肢體語彙。表演者們擁有自主權，可以自行依據自己的身體狀況，決定如何進行活動，這需要他們高度的自覺與紀律。
在這樣開放、自主、互信的空間裡，所有表演者們都獲得了充份表達創意的機會，患有小兒麻痺的鄭志忠與天生比別人少了幾根骨頭的董家威也多了自由表達的可能性。他們擁有自己獨特的肢體語彙，亦擁有其他表演者所沒有的肢體語彙。他們起舞時，為其他表演者無法展示出的律動與肢體表現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
也即是說，每一次觀看他們一起進行活動時，我看到的並非鄭志忠與董家威的“身障”，反而看到了他們身體的各種能力與可能性。在周書毅帶領的某個即興活動中，表演者們問彼此，誰擁有髖關節外轉的能力（即芭蕾舞術語“turn-out”，芭蕾舞者終其一生都在追求完美的“turn-out”）。而鄭志忠輕輕鬆鬆就做到了，羨煞眾人。
這並非周書毅的第一次嘗試。2021年，周書毅邀請了資深劇場人鄭志忠一起創作《阿忠與我》，互相認識彼此的身體，重新審視自己的身體，進行生命的觸碰。這一次，排練室也成了社會包容、文化平權的小實驗室；在這裡，所有人都能重審自己對“身體”、“身障”、“能力”的了解。我也認識到，我們的城市設計也許真的對身障者們太不友善了，我們的城市設計只為主流優勢群體服務，為弱勢群體設障，因此我們也往往更容易注意到身障者們的“障”。這會不會也於無形中造成了我們對身障者們的偏見與漠視，造成某種意義上的社群疏離（social estrangement）呢？
每一次的排練中，每一位表演者都得以保留自身獨特的身體特性，並也都得以在共舞中取得相同的能量。當他們共舞時，他們一起交織出一幅求同存異、和諧共榮的風景面貌。
為創作者賦權
在周書毅與表演者們的排練中，一般常見的由上至下的權力結構被打散了：排練不再是由編舞者指揮著表演者們去進行編舞者的編舞。在《我》的排練，每一位表演者同時都必須擔任“創作者”的角色。他們都需要從自身的生命體驗去挖掘，並且將之轉化為具藝術性的創作材料。
我想起了周書毅在2011年啟動的「舞蹈旅行計畫」。在這個計畫下，他把舞蹈《1875‧拉威爾與波麗露》帶入台灣城市各個角落：火車站、捷運站、美術館、百貨商場等，不搭台、不架燈地演出，並且不收費。除了把舞蹈帶出劇場，他也因此把公眾帶入了舞蹈—— 舞蹈在香港與澳門演出時，有的觀眾甚至也從台灣隨之追到了那裡去看舞。2014年，這場旅行計畫累積了60場，畫下了句點；時隔8年，這場計畫又重新啟動，於2022年在台灣高雄巡演。2023年，舞蹈以《波麗露在高雄—— 那座山》的嶄新姿態，到了高雄山區內進行演出，以山林與大地做舞台。
周書毅的「舞蹈旅行計畫」把表演與觀眾之間的權力結構打平了，讓觀眾與舞蹈在橫向的權力結構中，獲得看舞的新感受。在《我》的排練中，周書毅為表演者們賦權，他們成了《我》的重要創作者，每次排練他們都必須嚴苛地自問自省：“我”是誰、我在什麼“地方”起舞、我為何“起舞”⋯⋯ 這雖然也是周書毅想問的問題，但他樂於與這群創作者們共同反思，觀看他們提供的各種答案。在橫向權力結構式的排練中，周書毅其實更像是一個引導者或協調者，引領著創作者們進行對自我的詰問和審查。
最難能可貴的是，燈光設計師李智偉和音樂設計師王榆鈞也打從一開始就參與了創作過程（這是相當罕見的，也因此珍貴異常）。即使表演者們在做熱身，王榆鈞與李智偉也都會參與其中，或是為他們播放音樂與音效，或是在排練室裡各個角落放置燈光器材。王榆鈞的音樂與音效都來自表演者們自身提供的創作材料：例如他們的聲音、他們唱的歌、說的語言，等等。某次排練，王榆鈞與表演者們輪流單獨進行工作。她用口琴吹奏，要求表演者們用聲音去反應或回應。我在一旁觀看，看得入神—— 這雖然是場排練，卻已足以構成一場耐人尋味的表演了。
在排練室的李智偉總也總是很忙碌。他帶著自己的燈光器材，觀察表演者們的一舉一動，然後取出適合的燈光器材，時而為空間營造顏色，時而為舞者打燈，時而在舞者們舞動時為空間打造出巨大的移動的影子。他隨機調動燈光、調動色澤、調動色溫，與表演者們有機地配合與表演，即興交流演出（jamming）。
表演者們也懂得如何與燈光配合：在即興創作中，在影子深處的表演者們依然可以選擇在黑暗中繼續跳舞，甚至可以在李智偉為他打燈時，選擇不跳舞，站著感受燈光。那是表演者與燈光師之間的默契—— 時而互相配合，時而挑戰彼此，因而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
在《我》的排練中，燈光和音樂於是也成了“表演者”，一起隨著表演者們起舞。
和李智偉交流，他說他比較像是在進行“翻譯”的工作。燈光不僅只是配合或輔助舞者而已，燈光的作用也不僅只是功能性的，而是實實在在的創作的一環，完完全全參與了創作。他的燈光打造出空間感，指引表演者移動的可能性；他讓空間產生變化，引領表演者打開身體感受。於是，李智偉的燈光也是“舞台設計”，在不同的時候切割、拉高、加深、縮小舞台空間。
周書毅選擇在排練場上進行這樣橫向的權力支配，創作者們才能發揮出如此豐富的創意與表達。我和周書毅說，排練時每一次的即興創作，我都像是觀看一場完整的演出了。每一次都如此飽滿，每一次都如此充沛。
回家的意義
在排練的最後三天，濱海藝術中心安排了周書毅與表演者們一起進入濱海藝術中心小劇場（Theatre Studio）排練。
能夠有機會在實際的演出空間裡進行排練與創作，對每一位表演者而言，都是非常難得的機會：李智偉得以運用場內的燈光器材；周書毅可以觀看自己腦海中浮現的概念和舞台設計是否真正合適表演空間；表演者們得以以身體去感受表演空間的高度、深度、大小，進行適合的創作。
他們排練的最後第二天，正是我旁觀排練的最後一天。周書毅對我說，他在與創作者們進行“回顧”。他若有所思地說，在下一階段的排練之前，他需要整理表演者們在這一階段提供的豐富材料，需要進行整合與篩選的工作。
“回顧”，不就和《我》的命題不謀而合麼？所有的藝術工作者，都必須一邊創作，一邊“回顧”，這是必要且重要的內省。
我也必須“回顧”。我雖然只參與旁觀了四次，但每一次都得到巨大的刺激與啟發：我想起表演者們彼此之間的絕對開放與信任讓排練室充滿發現的喜悅；我想起周書毅在觀看每一場即興創作時，他那銳利而不失好奇的眼神⋯⋯
我忽然記起，表演者們每次隨者周書毅一起進行的熱身。大家大汗淋漓，體力在透支的臨界點⋯⋯ 而每次在熱身要結束時，周書毅總會對大家說：好，大家慢慢找機會回家。
他不和表演者們說熱身“結束”，而是要他們慢慢“回家”。
選擇這樣的詞彙，再想想《我》所進行的自問與探究，“回家”於是成了一種比喻，一種隱喻，一種重要的象徵。
在長長的歷史中，華人身體經歷了聚合、離散、漂移、生根的經歷，也有與其他文化碰撞、撕裂、融合的經歷。“華人身體”有記憶的累積、也有遺忘，是充滿弔詭與矛盾，卻也是擁有多重豐富的載體。對來自香港、台灣、新加坡的創作者們，他們的“家”是什麼，他們在失去中又獲得了什麼？他們想回家嗎？還是，他們早已習慣了流浪？
周書毅似乎不太喜歡提供答案，似乎反而樂於深省自問。他在問題中進行探索，卻也不立刻擁抱任何“答案”，而是允許這許多的問題與答案一起碰撞交流。於是新的問題產生了，於是新的答案催生了，於是無論是創作者或觀眾的思維都被打開了，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不同以往了。
第一階段的排練結束後，創作者們獲得了短暫的休息，得以沈澱、消化一下這個過程，周書毅也會趁這個時候進行整理與整合的工作。《我》是這群創作者們的自問自答，劇名裡的“我”，指的正是這群跨越地域、跨越藝術界線，勇於自我挑戰的創作者們—— 這是他們的故事、他們的經歷、他們的反思、他們的迷惑、他們的自問自答。周書毅的舞台，讓他們不再是失語的人們。而每一位前來看《我》的觀眾，參與了其中，也不再失語。
我記得了什麼？
我遺忘了什麼？
我在哪裡起舞？
我離開了什麼地方？
我抵達的地方就是家嗎？
在劇場表演中，身體總與時間與空間對話。“回家”，便是身體與空間之間的對話。而“回憶”，是身體與時間的對話。“回家”是行動。“回憶”亦是行動。
有了行動，便有了創作—— 這是我對周書毅的理解，這是我對《我所起舞的地方》的翹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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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起舞的地方》
由濱海藝術中心與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聯合委約與共同製作。
2024 年 2 月 23 日, 星期五, 8pm
2024 年 2 月 24 日, 星期六, 8pm
編舞：周書毅 （台灣）
舞台燈光設計：李智偉（香港）
音樂設計：王榆鈞（台灣）
演出者：
蔣佩杉、蔡卓恩、洪國峰、黃祖祐、董家威（新加坡）
鄭志忠、梁俊文、楊雅鈞、余彥芳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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